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好多老同志，包括周恩来，心里头都挺纳闷，觉得这运动没啥力度。后来，运动越闹越大，又是打人又是砸东西抢东西，到处抢权力，乱成一锅粥。这时候，那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就更大了，有时还会跑到总理值班室抱怨几句，说说对“文革”的不满。这些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，他急得不行，生怕这些老同志抱怨会惹出啥乱子，到时候他就很难帮他们了。因此，他好几次跟老同志们叮嘱：“你们说话可得留点神，要是再这样抱怨，我也没辙保护你们了。”他还让周家鼎给老同志们带话，一共三句：别多想别的，积极投身革命；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检讨；特别是，千万别认自己是三反分子（就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个）。他又补充说：“文革”就像是洗脸，洗完脸人精神多了，所以啊，咱得正确对待这事儿。
没过多久，周恩来自己动手，给那些老帅、副总理还有部长们写了一封信，然后让周家鼎送过去给他们瞧瞧，并且让他们签个字再带回来。信里头主要就是说了：大家伙儿得时刻留神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别乱说乱动，别给“文革”添乱，也别自己惹麻烦上身，别让人家逮着把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他们行事小心，说话谨慎。周家鼎揣着这封信，一个个地去拜访了陈毅、李先念、李富春、贺龙、余秋里、谭震林他们。这些老同志看了信，心里头那个感动啊，都觉得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深的关心和保护。等周家鼎把签满了名字的信拿回来，交给周恩来时，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接着就把那封信给烧了。
在那个特殊的“文革”时期，周恩来心里头明白，对着毛泽东支持的那些不对头的决定，硬碰硬肯定是行不通的。他得想个别的辙，就是先违心地顺着说，点头答应，说几句不是心里话，多自我批评一下。等毛泽东火大的时候，就先哄着他，等事情过了再想办法补救或者改正。他这么想，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党和国家的损失降到最小，留住更多的骨干力量。特别是在保护那些“二月抗争”里的老将们时，他这一招用得特别明显。
林彪、江青等人发动的那场“打倒所有”的风暴，像疯了一样吹遍全国，让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还有老百姓，心里都为国家的未来捏了一把汗。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老一辈中央领导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决定站出来说话。1967年2月份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，连着开了两场中央碰头会，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。会上，几位副总理还有那些老将军，跟中央文革小组里那些太“左”的人，直接杠上了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这事儿，后来被冤枉说成是“二月逆流”，其实就是大家为了国家好的“二月抗争”。
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人在会上拎出了三个关键问题：第一，搞运动需不需要党的领导来把关；第二，那些老干部，咱们是不是得一刀切，全给打倒了；第三，军队的稳定，咱能不能不顾。这三个话题一抛出来，会议上立马炸了锅，大家争得不可开交。
谭震林直接了当地对张春桥他们说：“你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清除掉，一个个地整倒，全给整没了。”他接着说道，“这次党内斗争，严厉得前所未有，比历史上哪次都狠。”谭震林越说情绪越激动，忍不住大声吼起来，“你们爱咋折腾咋折腾吧，我不奉陪了！就算掉脑袋，蹲大牢，开除党籍，我也得跟你们斗到底！”说完，他起身就要离开。陈毅连忙拉住他：“别急着走，咱们得跟他们斗！”叶剑英也发话了：“老干部都被打倒了，革命还怎么继续？现在全国都在逼供信，乱成一团了！”聂荣臻补充道：“不能因为打倒老干部就连累孩子，牵扯家属。这样残酷迫害，落井下石，简直就是居心叵测。”
在会议上，周恩来主持并直接询问康生，关于《红旗》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，里头那句“要狠狠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口号，咋就没先拿来给我们审核，也不让我们瞧一眼，就这么发出去了呢？
会议结束后，谭震林提笔又写了一封信，信里直截了当地说了，对江青那帮人干的坏事，他实在是“没法再忍”，已经下定决心，哪怕要付出牺牲的代价，也要跟他们斗到底，拼到底。
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这些中央的大领导们，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一样的看法，这其实很正常，也符合咱们党的规矩。但林彪、江青那帮人，非得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硬给人扣帽子。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他们几个，在2月16号晚上，偷摸着把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给整理了一遍，然后跟江青一合计，江青就让他们去找毛主席告“三老四帅”的状。林彪也不省油，把谭震林的信直接给了毛泽东，这简直就是往火堆里扔柴火。结果，毛主席被他们误导了，误以为这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次大会，于是决定要好好批评“三老四帅”。
2月18号晚上，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的人召集起来开会。这次，他没了往常那种爱说爱笑的样子，脸上带着怒气，说话也很重，直接批评起“三老四帅”：“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合伙儿来了个突然袭击，跟中央文革对着干，到底是想干啥？这不就是想搞政变，想让刘少奇再掌权嘛。十一中全会上，你们一个个都举手同意了，这才几天啊，咋就开始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了？咋就这么两面三刀，说话不算数呢？当初商量‘文化大革命'的时候，你们也都点了头，我没见谁反对过，现在‘文化大革命'真开始了，你们又跳出来反对，这是为啥？”
“三老四帅”费尽口舌，努力向毛泽东说明情况。但毛泽东正在气头上，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解释，直接打断了他们的话，怒气冲冲地表示：中央文革小组在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时，就算有错，也只是百分之一、二、三的小错，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做得对的。谁要是敢反对中央文革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！他愤怒地盯着“三老四帅”，直言不讳地说：你们别想反对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那是不可能的！要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真搞不下去了，我和他（指林彪）就离开北京，回井冈山打游击去！
几位老将军和几位副总理惊讶地看着一脸怒容的毛主席，他们和毛主席风风雨雨一起走过了几十年，一直心交心，此刻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毛主席好像变了个人，变得那么生疏，让人没法开口，也让人琢磨不透。
会议进行中，周恩来看上去心事重重，他清楚毛主席这次大怒，八成是受了江青那帮人诬告的影响。但“三老四帅”心里没鬼，面对毛主席的火气，他们不但没退缩，反而直接顶了回去，这样一来二去，事情反而闹得更僵了。周恩来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毛主席这回是亲自下场了，明显站在林彪、江青那边。要是不看清这形势，还一个劲儿往前冲，那就是跟毛主席硬碰硬，正好合了林彪、江青他们的意，这可万万不行。保存力量，让“三老四帅”安全过关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先顺着毛主席来，先过关再说。于是，周恩来机智地出来缓和气氛，真心诚意地对毛主席说：“怀仁堂会议上，那几位老同志对‘文化大革命'不太明白，有点激动。这主要是我的问题，会后他们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，来找我认了错，还说讲了些不该对主席说的话，想找个机会，亲自跟主席道歉。”
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现得很宽容，但对那些“三老四帅”却一点没松口。他还是很生气地说：“他们就是不肯认错。恩来同志，我觉得这事儿得好好开个会讨论讨论，一次不行咱就开两次，一个月不够咱就开俩月，政治局解决不了，咱就把全体党员都发动起来。”说完，毛泽东就站起来走了。
会议结束后，周恩来立马找“三老四帅”几个老同志商议，给了三条主意：“头一条，咱得沉得住气，吃好喝好睡好，别动不动就住院，得跟他们耗到底。第二条，自己的岗位得守牢，工作得抓起来，自个儿的地盘说啥也不能丢，丢了那就是认怂，当逃兵。第三条，该自查的就自查，得有点脑子，讲点斗争技巧，别一股子蛮劲。这可不是咱们怕了谁，想当年打江山那会儿，为了老百姓，咱们连命都不要，现在守着人民给的权，受点委屈、挨点批评，又算哪门子事儿！”
“三老四帅”被周恩来的一片真心所打动，接受了他的提议，主动提出要去找主席做检讨。在得到毛泽东的宽容后，周恩来抓紧时机，拿出五一联欢晚会的出席名单，希望“三老四帅”能出席。毛泽东二话不说，直接在名单上写了“同意”。周恩来见状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后来，老帅们碰到麻烦时，周恩来总理常常站出来为他们撑腰。北京卫戍区那时的司令员傅崇碧回想起这事儿说：
周总理有回趁着夜深，悄悄领我们去探望了几位老元帅的住处，亲自查看那边的安保情况，边走边给我们讲解注意事项。那时候，林彪、江青那帮人正闹腾着所谓的“二月逆流”，还想揪出“军中的一小撮”。结果被他们一煽动，有些群众组织就跟着起哄，差点就要闯到老元帅们住的地方去了。我们赶紧把这事儿跟周总理说了，总理立马召集我们商量对策，让我们给老元帅们找个安全地儿安顿好，还得加强警卫。他还跟我们一起琢磨，要是这些老同志的安全真出了啥岔子，咱们得咋应对。等我们把安排都跟总理汇报了，他还反复提醒我们，保护老元帅们的事儿可一点马虎不得，得十二分小心才行。
1972年，就是林彪逃跑摔死那“九一三”事件之后没多久，毛泽东悄悄给“二月逆流”翻了案，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。1月6号一早，毛泽东就跟来谈工作的周总理和叶剑英说了：“‘二月逆流'这事，时间一长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以后别再提了。你们跟陈毅同志说一声。”到了下午4点20分，叶剑英急匆匆跑到陈毅病床前，手都抖了，拿出张纸，上面写的就是毛泽东给“二月逆流”平反的话：“以后别提‘二月逆流'了。‘二月逆流'是咋回事？就是他们跟林彪、陈伯达，还有那个王、关、戚对着干。王、关、戚加上陈伯达，想打倒所有人，连总理、老帅都不放过。老帅们心里有气，发点牢骚嘛。他们在党的会议上，就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！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他们吵吵几句也正常。找我说说就好了。那时候，我们也不明白真相。王、关、戚还没露馅儿呢。有的事儿，得过好多年才能看清。”
1979年刚开始的时候，中央有了个新决定，要给“二月逆流”这事儿彻底翻案。
说明：以下内容基于有声书《砥柱中流周恩来》在蕃茄畅听平台上的内容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。咱们这次讲的是根据蕃茄畅听上的有声书《砥柱中流周恩来》还有相关资料来的故事。
在2023年12月12日那天早上，